作为一个常爬格子的“准文人”，遭遇“文偷”在所难免，对于自己的文章被“偷”，我一向是很迟钝的。前几天，《城市早报》的编辑闵先生来电话说，我发表在《深圳特区报》的杂文《唐僧师徒为何不腐败》，被一个署名陈鹏的人“偷”去发在《检察日报》上，他建议我检举这个”文偷”，讨回公道。我听完只是嘿然一笑，便丢在脑后。之所以如此麻木不仁，无非是因为文章被偷次数多了，自己已习以为常罢了。那种初次被偷的愤怒感新鲜感，早已荡然无存，心已被磨出茧子。
记得第一次我的文章被偷，那是1989年我发表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的一篇杂文《导演最怕什么》，半个月后，在《海南日报》副刊上被一个张姓“文偷”全文偷去，一个字也没有动。初闻此讯，七窍冒火，迅速给报社写信举报，并寄去我的文章原稿。可能那时文坛还比较干净，剽窃者只是极个别，报纸很快做出处理，给那位“文偷”在报纸上曝光，并取消稿费。对我来说，真可谓“大快人心事”。
以后的几年里，每年我总能有意无意发现自己有三五篇文章被“偷”，一开始还能认真对付，一见就抓，久之便“疲软”起来，以至于麻木不仁了。虽说“对敌斗争”不力，但对“文偷”的偷技、规矩倒也略知一二。一般地说，“文偷”是偷大报的文章寄给小报，偷南方的文章寄给北方或者相反，偷发过几个月或几年的文章，不全文一字不动地偷，或换个题目或头尾略作变动。他们一般不署真名，有时为了迷惑编辑和读者，还有意用原作者的原名，使人以为这是原作者的一稿多投。
当然也有不讲“规矩”的。前年，我的一篇杂文《吻之利弊》发在《河南日报》上，没过多久，此文的编辑于先生就打电话告诉我，该文已被江西一个叶某偷在《人民日报》上。去岁，我发在《工人日报》上的杂文《语言的错位》，不到一个月又被人偷发在《北京青年报》上，全文一字不动，也不论南方北方，同一个城市里的报纸也照偷不误。最让人防不胜防的是国内文章国外偷，刚从日本回来的刘思先生说，他在日本一家华文报纸上就看到我的一篇杂文《鲁迅的耳光》，而我是从来没有往国外投过稿的。这位文偷，堪称“国际水平”。
“文偷”们的主要目的是稿费，名不名的无所谓，所以他根本不怕报纸曝光批评，他根本就没有名，也不存在身败名裂的危险。既无成本，又无风险，只要有小学文化程度就能轻松胜任，无怪乎“文偷”们乐此不疲且越来越多。据说，江苏有几个县的一些农民，全家都干这个营生，有人剪报，有人打印，有人投寄，“业务”熟练的，一年挣个一二十万也不在话下。
“文偷”们之所以生意红火，检讨起来，也与我们这些失窃者不告不究不管不问有关。问过几个文友，大家都有被偷的共同经历，也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共同心态，正是这种过于“宽容”的态度，助长了“文偷”的猖獗，如此说来，我辈责任也不小哩。坐而论道不如身体力行，啥也不说了，同“文偷”斗争，就从我开始，从现在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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